1988年8月5日，试验区办公室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正式对外办公。由此也开启了中关村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风云30年。
试验区在起步阶段刚好赶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碰撞最激烈的时候，怎么能够在这一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是试验区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股份制改革问题、建立商业新秩序问题、财会制度问题、会议制度问题、公文处理问题、建立档案问题等，一颗颗创新的种子在中关村的围堰中发芽、生长，一个个问题在中关村迎刃而解。
“中关村30年的发展，始终坚持做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的勇敢的探索者和坚定的推动者，始终保持与国家改革的步伐‘同频共振’。”胡昭广表示，特别是在科技体制改革上，中关村走在了改革的前列。
1988年5月的一天，《北京日报》头版刊登的一个招聘通知，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这个招聘通知，就是北京市要建立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要在北京市范围内公开招聘，选贤任能。北京市医药总公司总工程师、常务副总经理胡昭广看到这个消息后，决定去试一试。
通过层层选拔，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的第一任主任花落胡昭广。1988年8月5日，试验区办公室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正式对外办公。由此也开启了中关村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风云30年。
“下海”闯荡中关村
“当时去应聘，吸引我的主要有两方面。”近日，北京市原副市长、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第一任主任胡昭广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一是我读了1988年3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调查报告》。”
“当时看了这个报告以后，触动是比较大的。”胡昭广告诉记者，这份报告很详细地介绍了在中关村所发生的一切，中关村科技企业所创建的“不要政府投资、不要政府编制，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两不四自的企业体制，和“以市场为导向、技术为依托、技工贸相结合”的企业运行机制，充满了活力。“这对推动我们科技发展、推动科技转化为生产力、产品进入市场极为重要，因为我长期在国营大企业中做技术工作，所以感触很深。”
“另一方面是，我到中关村应聘以前，曾经去过瑞典、美国、日本等国家考察、学习，感觉我们国家在科技上落后太多了。”胡昭广说，中关村这里有几十所全国顶尖的大学和以中国科学院为主的上百所尖端研究机构，可以说中关村是全国智力最密集地区，世界上也少有，但是我们还处于一种非常落后的状态。于是，胡昭广思虑再三，辞掉国营企业里的“铁饭碗”，“下海”到了中关村。
“20世纪80年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计划经济占主体地位，对于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试验区，有点格格不入。”胡昭广表示。
当时，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初起，社会上对这一新鲜事物争议很大、质疑很多。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科技人员由于长时间的压抑，潜在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沉淀的科技资源没有挖掘出来、束之高阁的科研成果不能为经济服务。大学、大院、大所的大墙内外，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墙内依然悠然自得、书声朗朗，墙外是牛车、马车。
可以说，当时四季青的蔬菜比研究院所的科研成果更有名气，北京市海淀区的支柱产业也是技术含量低的锅炉厂。
“试验区成立后，国家颁布了18条优惠政策，除了税收减免政策落实得比较好以外，其他条款的落实还有很多困难。高新技术改革发展的相关条件几乎没有，比如风险投资基金等。”胡昭广告诉记者，试验区办公室成立后，当时北京市委、市政府，海淀区委、区政府对试验区寄托了很大希望，希望试验区高科技产业有所发展，能够不断地跟进到世界的先进行列里，能够推动科技转化为生产力，能够为国家的经济服务。
胡昭广回忆：“当时，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创新。”
在艰难摸索中前行
“试验区是国家批准的全国第一家国家级的科技园区。一切事情都要从零开始，都要自己试验和创新。”胡昭广表示，当时，世界上有一些科技园区，像美国硅谷、日本筑波、我国台湾新竹等科技园区，但这些无论在体制、机制、经济制度上，和我们完完全全都不一样，基础也完全不一样。所以在刚起步时，可借鉴的东西不多，只能自己摸索。
“那时候的舆论压力也很大，可以说中关村的发展始终处在各种舆论压力的风口浪尖上。”胡昭广告诉记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刚刚起步，社会上对电子一条街争议就很大。1982-1987年，中央先后4次派调查组到中关村来调查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直至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牵头组成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联合调查组，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深入调研，向中央呈报《关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建议在中关村建立科学工业园。后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
争议还没有完结，有人给当时北京市主管试验区的副市长陆宇澄写信，说要一个平静的教育、科研环境，请把“倒爷一条街”迁到别的地区去;也有人讲试验区的民营科技企业是培养资产阶级的土壤，应该取消对试验区的优惠政策。不少企业也由此离开北京到了南方。
胡昭广清晰地记得他任试验区办公室主任后，第一次接受人大代表质询时的情景。
“当时有些代表给我提出来的问题，就是要我说清楚，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究竟是不是倒爷一条街，骗子一条街?”胡昭广说，我的回答是，这条街它不是倒爷一条街，也不是骗子一条街，但是这条街上它有倒爷、有骗子。
面对这些质疑，胡昭广也逐步认识到，新生事物在它萌动出土的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认识到它未来的伟大。但是社会上的质疑、问题的提出，可能正是他们眼前工作需要注意的，对推动工作是有好处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试验区正是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激烈碰撞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胡昭广回忆说，在这个新形势下，党中央果断决定进行经济治理整顿，重点是两条：一是清理整顿公司，二是压缩基本建设。
“这两条对于试验区来说都是致命的。”胡昭广告诉记者，一要清理整顿公司，而试验区是要大力发展公司，推动企业发展;二要压缩基本建设，而试验区刚刚建立，地无一垄，房无片瓦，搞些基本建设是必须。当时的情况非常严峻，试验区在起步阶段刚好赶上这种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碰撞最激烈的时候，怎么能够在这个夹缝当中去求生存，求发展?这就是试验区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面对“治理整顿”，1989年10月14日，试验区办公室第十次常务会认真讨论了当时的形势，并作出了应对形势的决策。胡昭广回忆，试验区当时的决策就是，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事业，要保持清醒头脑，认清试验区新技术企业不是清理整顿的对象;要认真研究治理整顿的政策规定，保护支持企业，主动为企业服务，解决企业的实际困难。
当时，国家的政策和治理整顿的一些限定，重点是针对市场流通方面的企业，规定只允许销售企业自己生产的产品。“这一条对试验区来看是很困难的。”胡昭广说，因为当时试验区执行的是“技工贸相结合”的方针，好多企业都是从贸易起步。按照要求，这些企业都应该清理掉。后来，试验区工商所研究了政策的空间和试验区的实际情况，他们就把关于企业清理整顿公司的这段话稍微作了些变动，改成为“可以销售经过企业开发过的产品”。“开发”两个字的内涵很多，只要企业是把某些部件或经过研发改进的部件拿来装到整机系统上，就认为是开发。
“由于试验区受到各级政府的保护，没有受到太大影响，顺利迈过了这个坎。到1988年底，试验区拥有527家新技术企业，1991年治理整顿结束时，试验区的企业达到了1343家。”胡昭广表示，试验区的企业在逆势中得到了健康、快速、稳定的发展。
对于压缩基本建设问题，治理整顿开始前，试验区已经做了一个空间发展规划，将沿着白颐路上几条横街搞了一个“节点战略”，规划了10个大楼，就叫试验区“十大建筑”。
胡昭广介绍说，第一个建筑就是在当时北京图书馆(1998年更名为国家图书馆)二期建设中暂时闲置了一块地上，提出来建设科贸大厦。项目建筑面积是15000平方米，整个投资是2500万元。由试验区立项，北图出地，企业集资，不需政府出资。这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此后，1990年，北京市政府又批准了试验区开发建设了1.8平方公里的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后来，陆陆续续，试验区十大建筑也都建起来了。
“有人形容，试验区好像一个孤岛，外面还是蓬勃发展的计划经济，里面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试验区等于在旁边围了一个堰，防止这种浪潮打进来，保护好企业，就像‘围堰效应’，这也是后来一直影响到试验区的指导思想。”胡昭广说。
试水股份制改革
试验区的企业究竟是谁的?大家都说不清楚。
“可以说，试验区企业的股份制改革问题是当时非常难的一件事。”胡昭广说，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必须努力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不改革就不能激发企业发展的的巨大潜力，就不能发挥企业在市场的主体地位。对国营企业的归属和产权界定是十分清晰的。但是对试验区的民营科技企业却是崭新和困难的。
1990年，试验区在河北兴隆召开了工作会议，为试验区企业股份制改革划破了坚冰。
“兴隆工作会议上，就确定力争要在股份制改革上有所突破。”胡昭广说，为什么当初试验区的企业在股份制改造上这么难呢?原因在于开始建企业的时候，试验区企业都不乐意建私营企业。
胡昭广介绍，私营企业从当时的政策上来看，大家觉得不太光彩。用友软件服务社(用友公司)是当时试验区惟一的一家私营企业，证书编号sy0001。像用友软件服务社这样一个软件公司，当时因为是私营企业，按政策如他们参加工商局召开的会议，只能参加个体企业的会议。开会的时候，他们旁边坐的就都是卖豆腐脑的、修鞋的。所以当试验区成立以后，就立刻就投奔到试验区来，建设高科技企业。
“除了用友以外，其他企业在进试验区的时候都选择了集体所有制。”胡昭广解释，集体企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问题，集体企业形成的积累是集体所有，不能够分，更不能划分到个人的头上，所以就没法把它股份化。
另外，大家不仅选集体所有制，而且在当时那个背景下，还都希望戴一顶红帽子，要找一个国营的合作者或政府部门作为上级主管，就存在一个初始投资的性质问题。所以像试验区当时的知名企业“两通”“两海”都有这个问题。例如四通公司，跟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乡合作，最初主管单位出了两万元。公司刚起步，好像还无所谓，但是等企业变大的时候，这两万元的性质是什么?是投资还是借款?就非常重要。
胡昭广告诉记者，四通创始人段永基比较精明，很快就说这是借款。但是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当时就不清楚，包括联想都有这些问题。要是借款，那第一笔投资是什么?说不清。所以在股份制的界定上就界定不了。还有中央给的18条政策中税收的优惠，国家税收的优惠所形成的政府扶植基金归谁?此外，知识产权如何做价、如何入股也说不清楚。
“所以试验区的股份制度改革，一直是非常艰难地在往前推进，大约进行了近十年，陆陆续续学了温州的一些做法，才逐渐变好。”胡昭广说。
比如，1988年8月，信通公司是试验区最早一家试行股份制改革。由国家单一持股转为国家、集体和个人共同持股。3次向职工售股票200万元，由于没有法规依据，最后视为职工集资行为。
1988年，联想准备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变为股份制的联想集团，就因为原始20万元投资的性质是“借款”还是“投资”?最后界定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投资20万元，因此联想公司的性质就是国有企业。经过漫长的努力，直到2000年，联想的股份制改造才完成。
此外，1989年海威股份制改造夭折，四通公司股份制改造也于1989年夭折。“从根源上来说，当时仍然没有突破‘谁投资谁所有’的基本原则，创业者创造的价值仍然没有被承认。”胡昭广表示，恰恰是硅谷在美国率先突破了“谁投资谁所有”的产权原则，通过股份期权或股票期权的方式，实现了创业者有其股，而且这种方式把创业者的价值与企业价值捆绑在一起，激励创业者把企业做大，从而实现自身价值的提升。这是知识经济的产权原则对传统工业经济产权原则的突破，是一场更深刻的制度性变革。
一颗小小的“铺路石”
除了股份制改革问题，建立商业新秩序问题、财会制度问题、会议制度问题、公文处理问题、建立档案问题等，一颗颗创新的种子在中关村的“围堰”中发芽、生长，一个个问题在中关村迎刃而解。
“中关村30年的发展，始终坚持做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的勇敢的探索者和坚定的推动者，始终保持与国家改革的步伐‘同频共振’。”胡昭广表示，特别是在科技体制改革上，中关村走在了改革的前列。
30年的风雨，中关村作出了贡献、有了很大的发展，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试验区刚成立的1988年，仅有新技术企业146家，技工贸总收入9亿元。到2017年，中关村已有2万家高新技术企业，技工贸总收入超过5万亿元;专利达到94.6件/万人，是全国平均数的十倍。
“今年，中关村30岁，我80岁。”胡昭广说，“中关村的30年，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缩影。在这条改革的路上，我们每个人大概只是一块一块在科技体制改革当中小小的铺路石，正因为有了这许许多多的‘铺路石’，历史的车轮才会碾过一个个高光的节点，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新的‘里程碑’。面向未来，希望我们中关村人能够紧紧把握世界科技创新的发展趋势，能够抓住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重大机遇，脚踏实地，为国家的创新驱动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