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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安:让创新的“火炬”一代代传下去

来源: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  作者: 李争粉 发布时间: 2018-11-27


张景安:博士、研究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78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团委书记,1982年入国家科委,曾任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主任、兼任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管理中心主任,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科技部秘书长,科技部党组成员、科技日报社社长,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协会理事长,现任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改革专业委员会会长、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中心副主席等。



作为第一个国家高新区,中关村的创新和探索为国家高新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范本。在火炬计划的引导下,经过30年发展,经过三次创业的跃升和发展,国家高新区从1家增加到目前的168 1家,依托国家高新区建设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达19家。国家高新区逐渐成为改革先锋队、创新先导区、高新产业集聚区、创新人才聚焦区、创新文化引领者以及产城合一的美丽园区。目前,这168 1家高新区是各有特色,国家经济发展新动能在高新区加速形成。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不足。”张景安表示,现在创新项目面向眼前多,面向长远少;创业多,实质创新比较少;模仿多,独创少。为此,他表示,我国科技园区需要加强自主创新和源头创新,加大国际交流力度。目前我们离掌握全球一流资源还有差距。创新是永无止境的,寂寞的,要几代才能成功,需要做好长期奋斗的准备;同时,高新区要进一步优化完善“双创”生命周期服务,推动创业孵化载体向专业化、生态化、国际化方向发展;此外,高新区要加大新兴产业培育力度,扶持新经济,壮大新动能。

中关村的发展历程,既是一部创新创业史,也是一部改革开放史。

“三十年风雨之路,中关村成就恢弘。”近日,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长、科技部原党组成员、科技日报社原社长张景安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关村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试点区、破冰船、先遣队、先行区。改革开放以来,中关村始终站在科技改革第一线,敢闯敢试,勇于探索,积极解放第一资源,充分发挥人才创新优势,在高校、科研院所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创造的大量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比如推动高技术的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以及科技成果转化,在技术市场、产学研合作、科技金融等方面都有很多创新的变化和亮点。

中关村探索出的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新路子,开启了我国建设高新区的新篇章。30年来,国家高新区不辱使命,坚持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科技创新资源迅速聚集、科技企业快速成长、重大创新成果持续涌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了标志性引领作用,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一面旗帜。

“三次改革”成为中关村发展三个里程碑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是我国科学史上空前的盛会,我国科技事业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关村也扬帆起航。从陈春先下海开始,到柳传志创立联想,再到后来的百度成立等,目前中关村已经汇集了70余家爆发式增长的独角兽企业,引起了世界的瞩目。

“中关村三十年的风雨之路,两个特点感受颇深。”张景安表示,一是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二是中关村独特的创新文化。

1988年5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1999年6月,国务院批复要求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2009年3月,国务院批复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要求把中关村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中央批复的三份文件,是中关村发展的三个里程碑,在中关村形成了三次改革高潮,为我国改革开放注入了创新活水。”张景安表示,可以说,中关村走过的每一步,都承载着国家战略的强劲支持,打上了国家战略的符号。

“1998年,我任职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当时的中关村还处于试验区的阶段,政策环境已经满足不了创新的发展需求,所以科技部火炬中心提议设立一个调研小组,研究中关村的进一步建设问题。”张景安回忆,调研小组在中关村进行了8个多月的调查,开了几十次座谈会,最终以北京市政府和科技部的名义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请示》,国务院很快批复了中关村设立科技园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中关村科技园区,为全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发挥示范作用,中关村的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

“中关村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还源于其独特的创新文化。”张景安告诉记者,中关村是世界著名的智力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集中地,积淀了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陈春先、柳传志、王小兰等中关村的第一代创业者,他们不为名不为利,都是为改革而奋斗,为改革而创新和创办企业,这些都令人感动。他们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实践者、创新者和传承者。”

“第一代创业者成功的不多,企业发展到今天的也不多,但是如果没有他们的开拓精神就没有今天的灿烂辉煌和美好未来,这些永远值得铭记。”张景安表示,正是经过一代又一代创新创业者的探索,中关村才涌现出求真务实、敢为人先、开放包容、和平协作,同时又具有科学、爱国、国际视野的精神和文化特色,这些都是建设科技强国所必备的。

30年的创新发展,30年的拼搏奋斗。如今,迈入而立之年的中关村正踏上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新征程。

“三次创业”推动高新区发展大跃升

作为第一个国家高新区,中关村的创新和探索为国家高新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在火炬计划的引导下,经过30年的发展,经过三次创业的跃升和发展,国家高新区从一家增加到目前的168 1家,依托国家高新区建设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达19家。国家高新区逐渐成为改革先锋队、创新先导区、高新产业集聚区、创新人才聚焦区、创新文化引领者以及产城合一的美丽园区。”张景安表示,目前这168 1家高新区是各有特色,在创新中提升,在竞争中发展,国家经济发展新动能在高新区加速形成。

据张景安介绍,高新区的“一次创业”是在我国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条件下进行的,其主要任务是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探索建立适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新型管理体制和市场推进机制。

“二次创业”是高新区新型管理体制(高新区管委会管理体制)和市场推进机制(如园区建设、产业孵化、招商引资、科技创新等)基本建立,高新区发展任务发生转变,即由“资源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由“单一主导型”向“融合发展型”转变、由“工厂集中区”向“产城复合区”转变、由“政府投入型”向“政社结合型”转变、由“行政管理型”向“市场经营型”转变等的“五个转变”。

“提出‘三次创业’的依据是,当时全球经济增长模式深度调整,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席卷而来。高新区发展面临着全新的责任和使命: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推进调结构、转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张景安表示,提出“三次创业”有利于进一步明确新形势下国家高新区的责任和使命,增强新一轮加快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回顾走过的路,高新区发展的30年有高潮也有低潮。1998年,那时候高新区的发展属于低潮期,社会上对房地产有很多议论,所以对园区有些批评之声,这对高新区发展有很大影响。”张景安表示,当时那几年,高新区几乎没有任何宣传,但高新区在创新探索方面并没有止步,比如创业方面、孵化器建设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上世纪90年代,当时孵化器建设除了深圳和北京有点创新之外,其他的孵化器都是创业多、创新少。”张景安表示,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我们做了许多工作。比如多次召开全国孵化器工作会议,大力开展孵化器建设的号召。2000年4月,在上海举办了世界孵化器大会,使孵化器的理念在各级政府中获得认可。

“今天,孵化器局面有了实质性发展。不仅是两三个地方有实质性创新,硅谷有的,中关村有的,二线城市几千个孵化器都有。”张景安表示,“几百个二线城市、上千个孵化器出现奇迹,无人机、3d打印、基因治疗、人脸识别等技术涌现,真正的创新在全国孵化器蓬勃出现,这是一个奇迹,我看了之后非常激动。”

“除了几千家的孵化器异军突起外,创客、瞪羚企业和独角兽企业也是异军突起。”张景安表示,一个个怀揣梦想的创客,将创意想法变成产品或企业,成为名副其实的创新的推进器。创客凭借旺盛的生命力已经渗透和融合于各个行业,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发动机。中关村更是中国创客的发源地。

同时,爆发式增长的瞪羚企业和独角兽企业异军突起。2017年,我国独角兽企业达到164家,其中,国家高新区作为我国创新资源重要聚集地和“双创”主战场,成为独角兽企业主要聚集区,拥有独角兽企业125家,占比达76.2%。这些企业主要来自于大数据、智能硬件、人工智能、互联网医疗、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教育、电子商务、大健康等新经济领域。而据国际业界评估,世界上独角兽企业超百家只有美国和中国。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创新的中国。

科技创新需要更加开放自信

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只有创新,才有可能使我们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国梦。

创新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什么?是人才。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也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

“要想创新,必须加大创新人才的培养力度。然而,我们调查中发现,创新的主力军之一——高校,在人才培养上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张景安表示,以考试为例,家长和学校都注重考试,但是过于片面强调考试,忽视了实际能力的培养,在这方面高校有很大的改革空间;此外,关于鼓励创新的制度方面,“我长期从事创新创业研究,发现相当一批人才是在大学期间找到兴趣点,发现自己适合做什么,然后才成就梦想。正是如此,一些国外的知名大学出台了一些方便学生创业的制度,如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等都是在学校开始就去创业的,而我国高校在这方面还有点距离,未来有很大的提升和改革空间。”

“解决人才问题,还有一个关键就是整合全球人才资源,不仅要发挥本土人才资源的优势,还需要引进人才。”张景安告诉记者,美国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如美国“阿波罗计划”耗资400亿美元,开展团队研究之初,就聘请了二战时期发明了火箭的德国人布劳恩,这项决定为美国节约了10年时间;如美国出台了一个“青年人学习计划”,培养青年人,学生可以到白宫实习,与各界大师接触,与高层人士一起。通过这些类似方式,美国不仅培养了本国人才,也引进了外国人才,资源整合、发挥最大的效应,从而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创新的第二个关键问题是什么?那就是国际化思维。张景安表示,目前国内的企业和人才,与国际发达国家的企业和人才相比,依然存在一些差距。要想弥补这方面的差距,成为国际知名的创新型企业和国际化创新人才,需要培养国际化思维、培育国际化技术。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竞争的时代,在第一线的企业、企业家如果没有国际化的思维,将很难走出去,甚至有可能被国际化的企业淘汰。

未来是一个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时代,优秀的中国文化需要走向世界,我们也要吸收优秀的国外文化。正所谓,你需要世界的力量,就需要面向世界的文化。“但我们还缺乏能让中国文化融入世界的人才。”张景安表示,因此,我们需要有国际化思维,培养能够整合全球资源、站在世界高度、引领世界、引领未来的创新人才。

让创新的火炬一代代传下去

1988年启动的“火炬计划”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贯彻执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发挥我国科技力量的优势和潜力,以市场为导向,促进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高新技术商品产业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化。

如今,经过近30年的建设,作为火炬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的国家高新区已经在科技与经济结合方面取得成功经验,成为科技与经济结合的主阵地和典范。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不足。”张景安表示,现在创新项目面向眼前多,面向长远少;创业多,实质上的创新比较少;模仿多,独创少。

为此,张景安表示,我国科技园区需要加强自主创新和源头创新,加大国际交流力度。目前我们离掌握全球一流资源还有差距。创新是永无止境的、寂寞的,要几代才能成功,需要做好长期奋斗的准备;同时,高新区要进一步优化完善“双创”生命周期服务,推动创业孵化载体向专业化、生态化、国际化方向发展;此外,高新区要加大新兴产业培育力度,扶持新经济,壮大新动能。

作为第一个国家高新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是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成立30年来,这里诞生了中国科技创新史上多个第一: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第一家不核定经营范围的企业、第一家无形资产占注册资本100%的企业、第一家有限合伙投资机构、第一个政府引导基金。同时,中关村发挥着“探路者”的作用,先后实施境外并购外汇管理、投贷联动、“国际人才20条”等改革试点并逐步推向中国内地,带动形成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激励科技人才的政策体系。

“中关村是科技体制改革的示范区、先导区、先遣队、领头羊。”张景安告诉记者,未来中关村一定要有超前的思维,在创新理念方面成为名副其实的先行军;同时,中关村要成科技体制改革的破冰船,率先攻克科技体制、科技创新当中的难点和重点问题,为改革驱动创新做示范;此外,要建设具有较大世界影响力的产业集群,成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强有力的支撑。

“作为一个火炬人,心中有一个梦,那就是2017年8月22日李克强总理考察科技部火炬中心时所说,让创新‘火炬’薪火相传、铺天盖地,更好普惠大众普惠社会。”张景安表示,“作为老火炬人,我们将继续为这个梦奋斗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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