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慕兰：1982年，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北京市委宣传部，1985年，进入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办公室，1991-2006年先后任中关村管委会研究室主任，中关村管委会委员。相比国家出台的各项改革政策，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的创造性工作更加具体、细微，就在这具体细微的创造性工作中，大家不为己名、不为己利，在新旧体制矛盾冲突中不回避，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大胆探索着自主创新、科教兴国之路。
可以说，中关村的发展一直都是企业为主导、市场为导向，政府大规模的投资也从未干预企业的市场行为。市场这个基因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极为强大的作用，虽然政府在背后使劲地发力——这个发力有时大有时小，但实际的基础是市场基因。
1988年5月，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区”)成立。1988年8月5日，试验区办公室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新闻发布会。从建立那天起，试验区办公室就肩负起“试验、创新”的历史重任。
作为试验区办公室的一员，中关村管委会研究室原主任赵慕兰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回忆起那些让人激情燃烧的岁月，再看看中关村今日的成就，不由得不为自己当年的行为与精神所感动，所自豪。那是一种铺路石的作为，是甘做创新发展道路上一颗铺路石的精神。”
结缘中关村
1991年8月，试验区办公室进行第二批工作人员招聘，赵慕兰从北京市体改委综合处过去应聘。此前，她跟中关村有过多次接触，并参与了由北京市体改委、海淀区政府、试验区办公室联合制定的以产业制度改革为基础的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方案。“我就想，我与其在外边帮着参与制定方案，不如到试验区来实施方案。”
当年10月，赵慕兰开始到试验区办公室工作。
“试验区办公室是一个相对独立、权力相对集中的区政府派出机构，为副区级。内设行政联络部、企业发展管理部和工商所、税务所、财政审计所。办公室干部全部实行聘任制，不包底，不‘吃大锅饭’，是全新的干部体制，为试验区高质、高效服务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赵慕兰告诉记者，相比国家出台的各项改革政策，试验区办公室的创造性工作更加具体、细微，就在这具体细微的创造性工作中，大家不为己名、不为己利，在新旧体制矛盾冲突中不回避，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大胆探索着自主创新、科教兴国之路。
此后，直至2006年从中关村管委会委员一职退休，赵慕兰一直负责中关村的政策研究部门工作。近20年的切身参与，使她对中关村发展历程中的每个细微变化都铭记于心。
“1988年，国务院批准实施《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这对中关村的推动力量上升到制度层面。因为《暂行条例》共有18条政策，所以被俗称为‘十八条’。”赵慕兰告诉记者，在“十八条”中，最使企业受惠且发挥作用最大、时间最长的条款就是税收优惠。
赵慕兰介绍说，试验区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借鉴了我国南方经济特区和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有的15%的优惠税率，同时又有自己的特点，即对新创立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三年免三年减半”的进一步优惠。“当时企业税率在试验区是15%，这样的政策对企业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十分有利于科技人员创业。”
据了解，正是在“三年免三年减半”优惠政策的支持下，中关村地区成为全国最活跃的科技人员创新创业集聚区，园区高新技术企业从1988年的500余家，增长到2009年的近2万家。
一次次创新与突破
“试验区办公室建立后的首要工作是对新技术企业的资格认定。因为只有经过认定，达到新技术企业标准的企业才能享受‘十八条’给予的税收优惠政策。”赵慕兰表示，在试验区的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中，“高”与“新”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对于创业者来说却相差千里。
“试验区成立的应有之意是发展高技术产业，使中关村成为中国高科技领域的前沿阵地。”赵慕兰表示，但从当时国内实际科技经济发展水平出发，在中关村地区能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技术是大量的新技术，而不一定都是高技术。如果按照科学界鉴定科技成果的方法去评价、认定中关村的企业，则能达到高技术标准的企业寥寥无几。因此，试验区深入企业进行实地考察后，给出的态度是：试验区既需要高技术，也需要新技术。“高”只能是相对，企业只要拥有市场欢迎的新技术，就可以进入试验区。
于是，1988年9月，试验区办公室召开了首批新技术企业核定发证大会，118家企业获得了新技术企业证书。
“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四自原则’也是中关村新技术企业能够快速发展的动力。”赵慕兰表示，当时工商注册登记的管理办法要求，集体所有制企业必须有个上级主管单位才予以批准。所以集体企业不得不给自己找个可以“挂靠”的“婆婆”。否则，“四自原则”的运行机制就很难真正实行。
根据1987年11月北京市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集资兴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登记管理的暂行规定》，允许按照“四自原则”创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没有上级单位的批准文件，这类企业被称为“无主管集体企业”。
赵慕兰表示，“无主管集体企业”注册登记的合法化大大促进了“四自原则”的实施。试验区办公室在认定企业的时候，更加积极地推动创业者按照“四自原则”的运行机制创办、运行企业。正是试验区办公室这种积极推进的态度，使试验区内无主管集体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重迅速从1988年的4.9%上升到1992年的22.7%，成为这一时期创办最多、成长最快的企业类型。
“同时，全新的财务会计制度也是试验区首创的一项影响了全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制度创新。”赵慕兰表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统一的财务与会计制度，是真正实现统一税负的前提。然而试验区却发现自己要面对的管理对象——高新技术企业却有39种不同的会计制度，这是计划体制中的规则制度。于是试验区做了一件本来应该由国家相关部门做的事情——制定并实施了一种全新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会计制度——《新技术企业会计制度》。由此，试验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在会计制度上比全国其他各类企业提早4年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制度的基本接轨。
如今，这一会计制度已经成为国家规定实施的十三类会计制度之一——高新技术企业会计制度。
迈过一道道“坎”
一个个创新迎来了一次次的发展和提升。但是试验区的发展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991年，信通公司因走私被查，成为建国以来最大的走私案。1991年底，海关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又查获了几家公司。
“当时企业情绪波动，甚至是一种恐慌。”赵慕兰说，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在原有的“骗子一条街”、“倒爷一条街”的责骂声逐渐消失之时，“走私一条街”的指责劈面面来。
怎么办?矛盾和问题究竟出现在什么地方?于是，试验区办公室连夜走访企业负责人，组织企业法律顾问、律师讨论分析所发生的问题，逐渐理清了头绪，找到了问题的本质：是新旧两种体制的摩擦和撞，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结合部位上急需统一和协调的问题。问题的解决必须也只有依赖于深化改革。
赵慕兰告诉记者，当年，计算机整机进口的的税率高达200%，而进口散件的税率则为30%，因此进口散件再组装整机出售自然成为电脑经销商们生存与逐利的自然选择。然而即使是进口散件，中关村企业也难以从正常渠道获得。由于试验区高技术企业基本是计划外企业，一无进口自营权，二无进口许可证，三无外汇，又由于企业对进口零部件的刚性需求，只好采取“国内买断”的办法，即在境内购买别人已进口的零部件或其它机电产品，把外贸转为内貿。这种花钱买“进口权”的行为已成为试验区内电子行业新技术企业中相当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当企业进入产业化、规模化后，这种国内买断的购货行为就普遍、更迫切。
为了更好地搞好试验区的工作，有利于新技术企业的发展，1992年1月10日，北京市委法纪联席会第39次会议对中关村地区的走私问题做出决定：“试验区的工作带有试验的性质，这是改革的试验。对当前试验区出现的‘国内买断’等问题，要具体分析，划清界限。对国内配套无法解决、需要购置进口关键零部件用于开发企业自己的高科技产品，采取‘国内买断’的做法，不能作为违规问题对待。”会议同时决定，“在试验区进行检查的行政执法部门，要从企业中先撤出来。”当时，高立公司涉嫌走私的100多台微机开封，让其销售。
“试验区的企业遇到的问题是多样的，每每遇到难关时，企业就会找试验区办公室。”赵慕兰说，当年，联想从美国硅谷的公司采购了一批集成电路芯片，并向海关报告了这批芯片的规格指标。就在这期间，硅谷那边对这类芯片做了一些改进，联想也紧跟其后改变了自己的产品设计，因此由硅谷发的货都是改进型的。结果出现了到关货物与当初所报货物的规格指标不一样的问题，货物被海关扣留。
“联想找到了试验区办公室。试验区办公室立即派人拜访海关。”赵慕兰告诉记者，试验区办公室向海关详细解释中关村企业是如何紧随国外技术进步，同步改进自身产品;解释这种紧随先进的创新能力对于中关村本土企业如何来自不易，对于国家来讲又是多么急需。“我们的解释打动了海关，于是海关开关放行，解决了联想的困境。”
“那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做的事情，推一推就算犯法，依法治罪，治得名正言顺;拉一拉又不算违法，于是试验区办公室及其上级机关总是拉了又拉。”据赵慕兰介绍，2001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在国内首次正式宣布启用市场体制下“法无明文禁止不为过”的基本法制条例。该条例第七条第三款规定：“组织和个人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可以从事法律、法规和规章没有明文禁止的活动，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例外。”这便是实用于市场体制下“自选动作”的最基本的法制原则。这次，中关村又走在了全国前列。
“在条例制定过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周旺生老师的介入和全程参与。”赵慕兰表示，《条例》制定时就遵循两个规律——市场经济规律和高新技术发展规律，可以说是一部真正的市场经济法规。《条例》完全经得起法律专家对其内容和表述的推敲。《条例》一出台，立时引起法学界一片好评和高度肯定。
据赵慕兰介绍，《条例》允许风险投资机构采取有限合伙形式，允许境内自然人与外商合资合作，允许企业经营执照上不限定企业经营范围等内容，都是对当时现行法律法规的较大突破。
种下的市场基因
“其他地区科技园的发展，以政府主导因素为主，而中关村是市场和企业自发生长出来的。”赵慕兰说，中关村从电子一条街艰难起步，到现在成为可以与硅谷媲美的世界创新高地，市场之手发挥着重要作用。
赵慕兰表示，对于中关村，摆摊卖东西就演变成“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像陈春先这样的科技人员“下海”以后，一方面是在认认真真做科技成果转化，但另一方面，因为他们的企业没有国家投资，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他们就看到了市场的一些缝隙，比如电子元器件，大专院校谁都要。因为电子计算机进口了，没有零配件，或者一个元器件损坏了整个机器没法用。这种缝隙他们太了解了。再加上，他们已经采取了企业的方式做事，就开始懂得买和卖。中关村第一个基因——市场的基因——种下了。
“可以说，中关村的发展一直都是企业为主导、市场为导向，政府大规模的投资也从未干预企业的市场行为，从不存在政府干预导致企业窒息的情况。”赵慕兰强调，政府的支持也是在企业做了选择之后。市场这个基因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极为强大的作用，虽然政府在背后使劲地发力——这个发力有时大有时小，但实际的基础是市场基因。
试验区成立2年后也就是1990年，大批新技术企业已经成长壮大，许多高科技拳头产品急需建立完善的产业环境形成规模。
“由于试验区是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老城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98%的空间位于建成区，可用作产业基地的环境根本不具备。”赵慕兰说，当时，一大批“拳头产品”和企业“孔雀东南飞”，纷纷转向了我国的南方并形成产业规模。比如联想公司投资1亿多元在广东惠州建立计算机板卡生产基地，四通公司在深圳建立打字机和计算机生产基地，科海、京海等公司也在南方建立了生产基地。这一方面说明了试验区的技术辐射能力在逐渐增强，同时也说明试验区在软、硬环境的建设上落在了南方这些城市的后面。
为了尽快建立自己的产业基地，改善软、硬两方面环境，在位于北京西北海淀区清河镇上地村开发建立上地信息产业基地的设想提上了议事日程。
1991年10月，国家科委、北京市政府正式发文批准在试验区北边的上地村划出1.8平方公里，作为试验区的产业基地。10月21日，上地信息产业基地举行奠基典礼。从此，这片沉睡的土地被唤醒，建设上地信息产业基地的号角吹响了。
1999年6月，国务院批复要求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2009年3月，国务院批复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要求把中关村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如今，中关村又踏上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新征程。
“由于试验区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战略中拥有试验、示范的重要地位，1991年和1992年，国务院以《试验区暂行条例》为蓝本，从国家战略布局出发，又先后批准在全国建立了51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如今国家高新区已达168 1家，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一面旗帜。”赵慕兰表示。
“置身于改革的前沿，为改革前沿出力，不管吃多少苦，都是心甘情愿，特别高兴为这件事付出了15年的心血。”赵慕兰说，由此也体会到了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是多么不容易，制度改革的困难有多大。只要方向对了，就一往无前，我对未来改革充满信心。
40载春夏秋冬，40年拼搏奋斗。正因为有了像赵慕兰一样默默地融入中关村创新发展道路上的这许许多多的“铺路石”，历史的车轮才会碾过一个个高光的节点，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新的“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