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机制改革探新路
演绎科技经济结合典范
1984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加快技术成果商品化，开放技术市场”的决议，提出以技术市场为突破口进行科技体制改革。
30年间，我国技术市场走过制度设计、政策演进、模式创新的发展历程，经过不断完善和优化，目前已初步形成由法律、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构成的技术市场制度体系，由科技行政部门主导、各部门协作构成的技术市场管理体系以及由广大社会力量参与、以促进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为核心的技术市场服务体系。
在此过程中，拥有庞大经济体量的国家高新区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口，在科技与经济结合、科技成果转移与转化、科技金融结合、人才引进和培育、政府治理等方面开展了全方位的改革探索和政策创新，充分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
作为我国第一个高新区和我国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中关村一直以科技成果转化为突破口，着力打好科技创新系列组合拳。
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到1988年5月国务院批复建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到1999年6月国务院批复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再到2009年3月国务院批复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始终坚持把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作为改革核心任务，遵循科技创新规律，破除传统观念和体制机制束缚，打通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到市场应用的创新链条，围绕创新链部署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积极开展改革试点。
近年来，围绕人才发现、激励、使用、服务等方面，中关村把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赋予项目承担单位，对科技成果主要完成人实行股权和分红激励，并给予分期纳税或取得收益再纳税的优惠政策。先后实施了“1 6”、“新四条”、境外并购外汇管理、投贷联动、“国际人才20条”等改革试点并逐步推向全国，带动形成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激励科技人才的政策体系。
不仅如此，中关村还在京外建立了23个合作科技园或成果转化基地，设立分支机构超过1.2万家。中关村聚集了300多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或研发中心，外籍从业人员总数近1万人，留学归国人员3万多人。
中科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北京大数据研究院、北京石墨烯技术研究院、中国科技大学“1 2”协同创新平台等一批新型科研机构陆续亮相中关村，成为科技与经济融合的产物。
目前，中关村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8万件;累计主导创制发布标准7858项，其中国际标准330项;在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计算机视觉、人工智能芯片、无人驾驶、高清和液晶显示技术等领域走在国际前列。
中关村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在电子政务、疫情防控、生态保护、奥运会、世博会、载人航天、核电站建设、北斗导航、高铁走出国门等重大工程和建设中广泛应用，为服务国家战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在被称为改革开放窗口的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已发展成为该市经济的第一增长极和第一大支柱产业，挺起了深圳经济发展的脊梁。仅有11.5平方公里的深圳高新区孕育出了腾讯、迈瑞、创维、大疆等一批炙手可热的高新技术企业，可谓是我国高新技术的“高产田”。
现如今，深圳高新区正加速从技术开发应用向基础科学研究、前沿技术创新转变，从跟随模仿创新向战略引领创新跃升。围绕精准医学、航天工业技术、智能机器人、大数据等，清华研究院、光启研究院、深圳数字生命研究院等一批新型研发机构，积极抢占相关前沿领域制高点。
2017年，深圳高新区新增国家、省、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载体33家，累计达296家。其中，国家工程实验室累计达27家。2017年，深圳高新区pct专利申请量达7535件，约占该市的37%。深圳高新区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为18949件、授权量为5948件，均占该市的30%左右。
为破解实现技术突破、产品制造、市场模式、产业发展“一条龙”转化的瓶颈，带着改革创新的时代使命，武汉东湖高新区建立了全国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率先探索出科技成果“四级跳”模式，相继推出40多项配套政策，从专项资金“搭桥”股权激励到科技企业注册资本“零首付”，以及鼓励设立天使基金等，均着眼于解决制约成果转化和科技创新的关键环节，进一步释放了科研人员、大学生等创业创新主体的活力。
武汉东湖高新区打造了光谷青桐汇、东湖创客汇、楚才回家等品牌双创活动。加快建设光电国家研究中心、国家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国家存储器产业创新中心等重大创新平台，去年投入科研经费超过150亿元，其中企业研发投入超过100亿元，提升了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
《2017东湖高新区技术市场发展报告》显示，近6年来，武汉东湖高新区合同成交项年均增长20.41%，成交额年均增长29.14%。2017年技术合同成交9017项，成交额223.7亿元，同比增长14.28%，是2012年的近3.5倍。
武汉东湖高新区发展呈现出五大特点：一是发展很快;二是科技成果转化效果明显，围绕科技体制改革做了不少文章;三是研究机构与科技人才比较多，有自主创新成果;四是科技成果转化比较好，大学产业化做得不错;五是产业特色明显，尤其是光电子产业特色鲜明。
成都高新区在全国率先探索并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制度”改革，激励科研院校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移权“四权分立”。在此基础上，又推出成都高新区关于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若干政策》26条，提出将设立3亿元协同创新基金，促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并将给予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最高2亿元支持，促进国际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升企业研发、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健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
推动科技与经济更加紧密地结合，后劲在于优化人才机制，扩大开放合作。组建初期，西安高新区就针对西安本地科技资源富集却“东南沿海飞”、经济与科技两张皮的实际，提出要建设科技生产力的“解放区”“自贸区”和“出口加工区”。成立27年来，西安高新区吸引“孔雀西北飞”，同时形成了“光机所经验”“西京经验”等科技成果转化新模式，聚集各类众创载体104家，拥有各类金融机构和要素平台1435家，拥有金融机构全国或区域性总部62家，设立了创业投资母基金及产业基金，为园区内创业企业获得了天使投资和债权融资贯通融资渠道。到2017年，西安高新区累计转化科技成果1.2万多项，其中90%以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探索科技服务模式
打造经济转型跨越“软环境”
加快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现代科技服务业发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是依靠科技推动经济转型跨越发展的根本途径。近年来，国家高新区在增加“硬投入”的基础上，向更加注重打造“软环境”转变。
高新区迫切需要优质项目落地，与此同时，大批以技术创新、科技创新为主流的项目需要落地。在这种情况下，科技中介应运而生，为企业与当地政府、创投基金等牵线搭桥。
西安高新区2011年建设的西安科技大市场促成了西安技术交易额连续5年实现每年100亿元的增长。共享的大型仪器设备超过12300台套，其中军工大型设备超过3300台套。培养的政策联络员超过6500名，落实减免税收达120亿元。通过拆篱笆架新桥，促进科技资源从分隔、分离、分割到聚集、聚合、聚变。目前，这种以统筹共享为特征的科技服务业模式不仅成为科技资源统筹利用的聚变器，还辐射到了全国20多个城市。
为了更好地实现针对科技型企业的服务，成都高新区通过聚集政府、高校院所、市场机构等高新技术服务资源，整合研发设计、知识产权、技术转移、创业孵化、人才服务、创新创业孵化等服务功能，按照“1 n”的空间布局，打造了为企业提供自选式、便利式的专业服务的高新技术服务超市连锁体系。
到2022年，成都高新区高新技术服务超市将聚集2000家各类高新技术服务机构、超过10万的从业人员，累计实现技术合同交易额超过1500亿元。
此外，厦门火炬高新区线上技术交易平台运行一年多以来，平台已促成103项技术交易，签约金额达1.54亿元。
还有襄阳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中介超市”平台、重庆科技大市场……
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技术市场体系建设，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完善技术经纪人队伍，技术经纪人培训班也在西安高新区、石家庄高新区、青岛高新区、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武进高新区等高新区如火如荼地进行。
由于门槛高、专业性强，新材料企业经常遭遇技术瓶颈之痛。为此，宁波高新区立足区域基础优势，盘活科技资源，成立了宁波新材料联合研究院。该研究院通过整合兵科院、中科院宁波材料所、宁波诺丁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顶尖研发机构资源，合作建设材料公共实验检测平台，以及有机功能材料、增材制造、轻量化材料3个工程技术中心，涵盖了新材料众创空间和新材料产业加速器。投入运营不到半年，该研究院已显现出新材料“魔术工房”的强大效应：37个实验室、近50套高端检测设备已向社会全面开放，服务企业超过300家次，纳米光电功能材料、有机发光材料项目等12个高端项目落户研究院。
针对融资难、知识产权保护难、pg电子下载的人才招聘难、市场开拓难等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天津高新区于2015年6月推出创通票制度。创通票提供初创服务包、高企服务包、知识产权服务包和“新三板”挂牌服务包、四板服务包等，基本覆盖了企业创新创业的每一个阶段，真正实现“一张通票管创业”。
合肥高新区自2016年推出合创券以来，1729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累计领取1.2亿元合创券，获得7147次科技中介服务，形成了发明专利等各类知识产权超过5000件，促进技术咨询和委托研发406项，受服务企业合计营业收入增长37.1%，政策扶持效果显著。
2017年，厦门火炬高新区推出“火炬创新券”，满足条件的园区企业每次接受技术、金融、人才、中介等创新服务时，都可持“火炬创新券”抵扣最高达35%的服务费用。据统计，自“火炬创新券”推行以来，共纳入服务机构47家，服务事项152项。
重庆高新区不断整合优化服务体系，目前已经签约40余家专业服务机构，提供丰富的服务产品。同时，设立企业联络专员，提升园区服务的响应速度和服务深度，加强企业联络员专业服务能力，实行企业点对点跟踪服务，推进“1 1 1”服务模式，1天响应、1人对接、1个机构服务，确保园区服务需求覆盖率达100%。
2010年，惠州仲恺高新区提出了“首席服务官cso”这一概念。据了解，“首席服务官”制度包括设立“首席服务官”、建立区“首席服务官”联席会议制度等。根据工作要求，“首席服务官”要通过实地走访、问卷调研、电话沟通等形式，全面了解并积极协调解决服务对象在生产经营、增资扩产、建设投产等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经过30年的探索，高新区产业化服务体系渐趋完善，科技服务内容不断丰富，模式不断创新，水平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显著加快，科技创新能力明显增强，科技服务产业发展迅猛，形成了多种业态发展的新格局。
紧跟时代大势
科技成果转化再加力
2016年以来，国家新修订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和《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
2017年9月，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国务院印发《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给高校和科研院所“减负松绑”，在全社会掀起了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的新热潮。
2018年，随着市场化的技术交易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科技成果转化载体进一步发展，专业化技术转移人才队伍进一步壮大，多元化科技成果不断涌现。
为探索地方开展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机制与模式，成德绵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长三角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珠三角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3个示范区在2018年先后获得国务院批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开始实现从点的推动向系统部署、全方位推进的历史性转变。
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先后设立9个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重点行业和区域示范加快推进，各地方、各部门加快出台具体落实措施，技术转移转化中介机构加快发展，各类技术交易合同额大幅增加。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我国技术转移服务业呈现出机构类型多元化、服务内容丰富化、服务模式多样化、服务需求个性化的良性发展态势，技术转移服务周期逐步延展至技术商品生命的全过程。目前，我国已培育覆盖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各类主体的技术转移机构2000余家，区域性、行业性技术转移联盟40余家，各类技术转移平台30余家，技术市场管理与技术转移从业人员20余万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初步形成。
在新时代，作为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一面旗帜和主要战略力量，国家高新区将继续秉承"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历史使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高举火炬探索前行。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我国科技与经济结合的试验田和示范区，国家高新区从1988年诞生之日起，就肩负起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创新与创业结合”的历史使命。
30年来，国家高新区始终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口，在科技与经济结合，科技成果转移与转化方面开展了全方位的改革探索。截至2017年，国家高新区集聚了研究院所2900多家、各类大学800多所，企业技术中心1.1万多家、新型产业技术研发机构1100多家，国家重点实验室350多个，建立了2000多个科技企业孵化器、1600多家产品检测检验机构等创新创业服务机构。2017年，国家高新区企业研发经费支出与园区生产总值(gdp)比例达7.09%，是全国研发经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3.3倍。
国家高新区已经成为科技成果的聚集地和技术交易的重要阵地。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超级计算机、中文搜索引擎、集成电路器件工艺、高铁运行控制、中低速磁浮列车、人工智能芯片、液态金属增材制造、柔性amoled显示、创新药物与医疗器械等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和变革性重大科技成果走出高新区，进入市场，实现产业化。
仅2017年，国家高新区企业认定登记技术合同成交金额就达4209.5亿元。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分别为288055件、111522件，占全国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的比例为32.9%、40%;每万名从业人员授权发明专利、拥有有效发明专利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0倍以上。毋庸置疑，国家高新区已成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重要的引领区。
